后人类，加速主义与幽灵时间
自Katherine Hayles的石破天惊的How We Became Posthuman问世以来（1999），所谓的“后人类加速主义（posthumanism）”流派至今已然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光。其中的理论灵感与洞见也日益枯竭。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个概念所内秉的双重含义的含混（“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与“后人类加速主义（posthuman-ism）”），正是此种含混令其理论阵营必然发生分化：一个分支导向对人文主义的重新反省，对人文科学的重新定位；另一个分支则更为关注“后人类”这个人类种群的极限和终极的形态。人类纪（Anthropocene）及“克苏鲁纪（Cthulucene）”这两个后-后人类加速主义的流派从两个方向尝试了超越的可能，前者从末世的边界反省当下，后者以共生的视角畅想生成（becoming）。但二者皆有着无可克服的症结，从而必须从时间性的角度敞开新的思索进路。就此而言，晚近兴起的加速主义似乎带给我们第三种可能。加速，并非单纯的线性进化，也并非海德格尔式的朝向未来可能性的开敞，而更是带有着“生成-死亡”的变异形态。既然加速主义的重要文本之中并未对这个要点进行充分阐释，我们拟重新回归德勒兹的“时间的第三种综合”的视角，并结合后人类艺术的晚近发展对此进行展开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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