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加速主义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他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拥护现代技术，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的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则将加速主义左翼化。
这种对科技（作为单纯的力量）的推崇，在政治立场上是模糊的，他们似乎愿意追随同时代的任何颠覆性的政治阵营——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俄国未来主义者则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加速主义”这一说法自从在2010年后被广泛使用以来，也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

加速主义宣言：超越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压制
大约四年前，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台上发表了“一种加速主义政治的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一文。该宣言的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一度解放了技术生产力，但如今它的制度已成为技术生产力的桎梏；左翼应及时地发明并建立起自己的“智识平台”，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型、改革媒体、重建阶级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配置已有的科技成果（包括数学建模等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未来的解放。
加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倾向，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那里就已经萌生了：未来主义者们把现代技术看做是一股强大、高速的力量，他们主张加快技术革命的速度，甚至将技术的毁灭性维度（如战争）当做美来赞颂。这种对科技（作为单纯的力量）的推崇，在政治立场上是模糊的，他们似乎愿意追随同时代的任何颠覆性的政治阵营——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俄国未来主义者则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加速主义”这一说法自从在2010年后被广泛使用以来，也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右翼加速主义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他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拥护现代技术，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的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则将加速主义左翼化；在德勒兹哲学的启发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去辖域化”的同时，也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将生产力重新规制了，我们需要重新改造现有的经济基础，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

后人类，加速主义与幽灵时间
自Katherine Hayles的石破天惊的How We Became Posthuman问世以来（1999），所谓的“后人类加速主义（posthumanism）”流派至今已然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光。其中的理论灵感与洞见也日益枯竭。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个概念所内秉的双重含义的含混（“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与“后人类加速主义（posthuman-ism）”），正是此种含混令其理论阵营必然发生分化：一个分支导向对人文主义的重新反省，对人文科学的重新定位；另一个分支则更为关注“后人类”这个人类种群的极限和终极的形态。人类纪（Anthropocene）及“克苏鲁纪（Cthulucene）”这两个后-后人类加速主义的流派从两个方向尝试了超越的可能，前者从末世的边界反省当下，后者以共生的视角畅想生成（becoming）。但二者皆有着无可克服的症结，从而必须从时间性的角度敞开新的思索进路。就此而言，晚近兴起的加速主义似乎带给我们第三种可能。加速，并非单纯的线性进化，也并非海德格尔式的朝向未来可能性的开敞，而更是带有着“生成-死亡”的变异形态。既然加速主义的重要文本之中并未对这个要点进行充分阐释，我们拟重新回归德勒兹的“时间的第三种综合”的视角，并结合后人类艺术的晚近发展对此进行展开陈说。

使植物加速主义生长的方法如下：
1、尽可能将植物放到日照时间长的地方，而不是光线最强的地方。对植株补光，应当延长光照时间，而不是因为光线弱为增加光强补光。
2、应当保持盆土有足够的湿度，尤其是附生掌类，它们需要土壤较长期地湿润。因为他们加速主义生长在枯叶或树枝上，为了保持自己的水分，只要根系一发现水分威胁，马上就会关闭气体交换，也就减少了生长量。大多植物都可以在干旱(植物无法从土壤中吸收到水分了)后一个星期，仍能正常进行气体交换，因此浇水可以一个星期浇一次。
3、应当适当地施氮肥，否则植物会生长缓慢，甚至停止生长。施肥时应当施用一部分有机肥，因为有机肥在分解时释放C02，会进一步促进植物的加速主义生长。
4、应当增加晚上的空气湿度，降低白天的空气湿度。晚上高空气湿度，有利于植物进行CO2的摄入。晚上要适当喷点水。而白天的高空气湿度，会让植物的蒸腾量下降，增加水分含量，形成虚胖。
5、尽可能使用四周透气的花盆，比如紫砂盆，陶盆。如果用塑料盆应当用较大颗粒的介质栽培。因为有研究表面，用花盆播种植物，发现植物的第一片叶子就比大田中长的小，因此希望能够通过透气性来改善这个问题。

养花人必须知道的几种花卉培养土
草木灰就是将稻谷壳加速主义燃烧后留下的灰，草木灰含有钾元素，而且具有疏松透气性，再加上其略微偏碱性，所以常与其他培养材料混合使用。
河砂是取自河滩的粗沙，具有良好的排水性，但不具备肥性，因此一般按比例与其他培养材料混合以增加培养土的透气和排水性。
腐叶土有植物的落叶杂草等与园土混合，加入污水发酵而成，经过暴晒后方可使用，腐叶土为酸性土壤，不仅富含腐殖质还具有很强的保水性和通透性。
园土是一种普通的栽培土肥沃且富含腐殖质，但由于透气性溶水性较差，一出现板结，所以经常与其他材料一起使用。
木屑需要经过发酵后才能使用，将其插入透气性较差的培养土中，可增加土壤的疏松度和加速主义吸水功能。
蛭石是硅酸盐材料，在800到1100℃的高温下膨胀而成，依大小分成不同的型号，较大的适宜作为植物扦插的基质，较小的可以添加于栽培的土壤中，使土壤疏松，加速主义土壤的透气性盆栽培养土的主要成分。

沙土是一种以沙粒为主的土壤，可明显看出各种大小的沙粒。沙土空隙大，通气透水，热吸收强土温较高，是用作扦插的良好基质易生根，但是沙土保水性差，干燥，含肥量极少，质量重。沙土是配置培养土的主要材料。
堆肥土又称腐殖土，由各种植物的残枝落叶堆积腐烂而成，堆肥土稍次于腐叶土，但资源十分丰富，堆制较易，仍被作为十分优良的盆栽用土。
泥炭土又称草炭土，是有机物不断积累后在淹水，嫌气条件下形成的，为酸性或中性土，有机质的含量由于土壤产地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透气，排水性好，能保水保肥，泥炭土含有大量的纤维和腐殖酸，质地松软，是目前花卉栽培中主要的栽培基质，是盆栽花土的基础原料，做盆栽混合基质时可用百分之25%到75%。
珍珠岩是粉碎的岩浆岩加热至1000℃以上加速主义膨胀形成的，具封闭的多孔结构，珍珠岩雪白，质轻，通气好，无任何营养成分，最适宜做植物扦插的基质。是盆栽培养土的主要成分，添加于栽培的土壤中，以改善土壤的物理状况，土壤加速主义疏松，透气，并降低土壤的密度。

尽管维纳多次强调并不希望他提出的控制论模型被使用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等层面上,因为维纳无法判断这种机器是否具有善恶观念,但是,仍然有不少尝试者试图从维纳的控制论模型出发,将控制论与社会加速主义计划联系起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1970年11月,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领袖参与竞选,并成功当选,在1971—1973年间,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总统试图用一种人工智能加速主义的方式来实现他的中央计划的梦想,该计划旨在建立一种分散型决议支持系统,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决策和管理。该计划由四个模块组成:经济模拟器、检查生产表征的常用软件、操作室和远程电报机网络,这些模块都链接到一个电脑主机之上,由电脑主机自动地模拟出国际经济的计划的状况。之所以要实施这个“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正是因为阿连德看到了苏联和古巴在中央计划执行上的缓慢和平庸,无法有效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信息和状况,所以希望通过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加速主义设备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阿连德专门从英国邀请了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来协助他实现这个史无前例的规划。“智利为实现社会主义治理的技术性工作与英国精通管理控制论的专家的结合,产生了赛博协同计划,他们带着雄心壮志创造了庞大的计算机体系,实时地使用技术来管理智利的国民经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技术并不太尖端。英国的控制论专家与智利的社会主义的结合非比寻常,这不仅是因为英国与智利相隔千山万水,而且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非常特别的科学思想或政治思想的潮流。”171971年,最先开始实验“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的阿连德雄心万丈,他认为自己实现了真正的“完美的计划经济”。通过电脑对各种信息的控制与决策,达到了“科学实现的完美经济平衡”,这也意味着智利会在他的领导下走向真正的社会加速主义。然而,仅仅在一年之后,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就达到了140%,物价飞涨。1973年,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

时间和空间这一对经典认识构型，被现代技术一步到位地瓦解为“加速主义”，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体验被移置为数字体验，面对这一急速而至的变化，现代哲学和理论正开始进退失据。技术忧虑正在从主流位置下降，技术批判、文化批评、阶级分析、资本讨伐等等，声音都弱化了。技术虽然正在展现巨大的不可预知的前景，但对良好前景的盲目预期正在上升，加速主义可以视为一个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加速主义所设想的未来，有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颠覆，但并未许诺人一定将获得主体地位，并以之去构建自由发展的社会关系，而只是被许诺了一个重建社会的机会，甚至被许诺了一个由“超人类”取代的前景。

加速主义带来的可能是非人的、只有技术才能适应的尺度
社会加速景观、数字资本主义两相促进，“加速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如果说社会加速是一种频率感知，加速社会是对社会加速的一种认识框架，那么，加速主义则是一种态度鲜明的理论主张。
尽管对速度的感知一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但传统上，哲学与现代性批判对此并不乐观其成，而是一种忧虑的态度。现代社会理论构造的两分法是，机器、科技、速度在一边，人性、文化与心灵在另一边，前者对后者形成了挤压和摧毁，造成了人的异化。这一点，在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逻辑批判中仍然表现得很明显。

论自动化、加速主义与自由时间
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对剩余时间到自由时间的扬弃成为了左翼加速主义的核心承诺，然而在实现全面自动化之后，是否能实现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预言？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退后一步，质疑马克思对于机器作为固定资本的理解是否足够？尤其是今天，当固定资本已不再只在工厂里，而且譬如说在我们的智能电话上，它们正在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对马克思的批评在于后者偏重于经济范筹的分析，但忽略了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着更基本的关系，因为劳动只是技术性的一个相位，而非相反。这个批评也同时适应于加速主义。

加速主义宣言：超越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压制
大约四年前，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台上发表了“一种加速主义政治的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一文。该宣言的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一度解放了技术生产力，但如今它的制度已成为技术生产力的桎梏；左翼应及时地发明并建立起自己的“智识平台”，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型、改革媒体、重建阶级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配置已有的科技成果（包括数学建模等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未来的解放。
加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倾向，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那里就已经萌生了：未来主义者们把现代技术看做是一股强大、高速的力量，他们主张加快技术革命的速度，甚至将技术的毁灭性维度（如战争）当做美来赞颂。这种对科技（作为单纯的力量）的推崇，在政治立场上是模糊的，他们似乎愿意追随同时代的任何颠覆性的政治阵营——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俄国未来主义者则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加速主义”这一说法自从在2010年后被广泛使用以来，也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右翼加速主义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他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拥护现代技术，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的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则将加速主义左翼化；在德勒兹哲学的启发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去辖域化”的同时，也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将生产力重新规制了，我们需要重新改造现有的经济基础，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

后人类，加速与幽灵时间
自Katherine Hayles的石破天惊的How We Became Posthuman问世以来（1999），所谓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流派至今已然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光。其中的理论灵感与洞见也日益枯竭。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个概念所内秉的双重含义的含混（“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正是此种含混令其理论阵营必然发生分化：一个分支导向对人文主义的重新反省，对人文科学的重新定位；另一个分支则更为关注“后人类”这个人类种群的极限和终极的形态。人类纪（Anthropocene）及“克苏鲁纪（Cthulucene）”这两个后-后人类主义的流派从两个方向尝试了超越的可能，前者从末世的边界反省当下，后者以共生的视角畅想生成（becoming）。但二者皆有着无可克服的症结，从而必须从时间性的角度敞开新的思索进路。就此而言，晚近兴起的加速主义似乎带给我们第三种可能。加速，并非单纯的线性进化，也并非海德格尔式的朝向未来可能性的开敞，而更是带有着“生成-死亡”的变异形态。既然加速主义的重要文本之中并未对这个要点进行充分阐释，我们拟重新回归德勒兹的“时间的第三种综合”的视角，并结合后人类艺术的晚近发展对此进行展开陈说。

论自动化、加速主义与自由时间
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对剩余时间到自由时间的扬弃成为了左翼加速主义的核心承诺，然而在实现全面自动化之后，是否能实现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预言？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退后一步，质疑马克思对于机器作为固定资本的理解是否足够？尤其是今天，当固定资本已不再只在工厂里，而且譬如说在我们的智能电话上，它们正在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对马克思的批评在于后者偏重于经济范筹的分析，但忽略了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着更基本的关系，因为劳动只是技术性的一个相位，而非相反。这个批评也同时适应于加速主义。

科学，玄学，加速主义，并非对立之物
过分理性可能也是加速主义的一种病症。“人在当下过分高估了理性的价值，低估了感性的重要性，文学和艺术是我们用来对抗加速主义的工具。包括在写作中，我想跳出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框架，不要写的那么‘科幻’，多一点玄学的东西，多一点文学的东西。”当下很多科幻作品似乎有在钻科学主义的“牛角尖”，希望用科学理性解释清楚世间所有机制，然而总有一些问题云山雾绕，暂时无法找到一个理性的解释。
有一个叫新巴尔虎左旗的地方，蒙古族人的公祭日，那里有三座圣山，他们在山里杀牛羊、唱歌、跳舞、摔跤、赛马，最核心的部分，是祭拜山神，也有萨满仪式。萨满区别于其他宗教仪式最显著特点是出神状态，人的意识状态突然改变，通过这样的改变可以声称神灵附体，神游他处，获取一些自己本不应该知道的知识或经验。采风的经历，令科学和玄学的关系有了更多思考。近年来，陈楸帆一直阅读人类学、考古学、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以其理解萨满仪式中的出身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人类自身固有的本质存在，还是后天通过宗教、文化、信仰所赋予的一种结构？
“从某个角度来看，科学和玄学其实是一回事，它们都是一种理解阐释加速主义世界的框架。放眼看人类历史，最初有神话，神话是原始人类古代人理解世界、阐释自然规律的叙事框架；科学则是近几百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话语框架。神话（包括宗教）与科学之间，其实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们都是一种信仰系统，简言之，加速主义信仰系统就是提出一个不容置疑的假设，并对此做很多验证，比如古典的经院哲学会验证上帝存在。同样的，很多现代科学也是先有假设，进而通过实验或者数学方式去验证，比如爱因斯坦提出的光速不变或者时空相对论假设。”
科学和玄学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信仰坐标系，“我们往往站在一个阵营，本能地去抵制另一套信仰系统，这就是意识形态给我们的思想钢印。一些目前非常难以量化的理论框架，我们可能在当下视之为玄学领域，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它们会变成科学。”

深入探讨异化与加速主义
纯粹自然状态下未经异化的人，在人类有史以来是罕见的。或许，尼安德特人是所谓更纯粹更自然的人，但是他们在跟智人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有部分进入智人的身体，进入我们的DNA。在这一过程，我们一直处于加速主义异化状态中。
现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这种异化视为一种进化，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意味着我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不断提升，包括人均寿命，受教育水平，对世界认知水平都等都在提升。
伴随科技发展，我们进入了所谓的加速主义时代。加速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看法：人类能够通过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来解决现有问题，哪怕新科技会带来新问题，只要我们前进的速度够快，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解决掉旧问题，摧毁旧有的结构和观念。加速主义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即便可以细分为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二者在权力的分配结构上各有侧重，但是总体而言都是一派观点。
然而，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比如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会将整个地球视为一个大的生物圈，具有自我调节的生命的有机体，即所谓的盖亚假说。人类在加速主义趋势下，不断从自然界抢夺资源，造成很多物种灭绝。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加速自我灭亡的过程。在有些一家之言看来，今年的疫情是大的生态系统为了对冲人类的过度扩张、过分快速的碳排放等所生成的对冲手段。
从这一角度来讲，异化与加速主义是否导向自取灭亡的道路，完全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以何种时空尺度来讨论问题，或许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个问题都很难有确切答案。

人工智能与未来加速主义的可能性
人机对接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政治经济上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技术是一种“加速主义”的产物，它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被生产出来，但正是这个资本主义的产物让资本主义加速走向自己的灭亡。如上文所述，这项技术带来的是独一性的“个体”这个概念的消失，属于“个体”这个私密的房间将会消失，个体和世界、和其他个体将会融为一体，我们都将从属于一个“集体性”的大脑，这里面似乎表达着一个“云端共产主义”的观念。齐泽克引用了1954年一部好莱坞恐怖短片《它们》（Them）描绘了蚂蚁将作为个体的人类消灭的场景，而这仿佛正在发生，我们的大脑将会连接上一个庞大的服务器上，我们像蚂蚁那样作为一个群体来思考。对于当时视集体主义为洪水猛兽的美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恐怖片，但对一些左派而言这似乎是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